20世纪西方“语言学革命”的特征之一,认为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

据称,这是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直到20世纪当代(西方)的文学理论观点。这就是说,并不是作家头脑里先有文学(意义),然后用语言去使之“物态化”,而是文学就由语言构成。“人们愈来愈认识到,语言在文学中并不是表达意义的简单或次要‘工具’,而是创造意义的东西;不是先有意义然后再由语言表达出来,而是意义由语言创造出来。”

中国的文论家们逐渐认可并接受这一语言重要性的观点,特别是诗歌理论家们,甚至将语言的重要性无限夸大,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断言。关于中国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二分法的传统文学观念,显然在这里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内容已经不是决定形式的东西;不过我认为,这并不等同于可以得出“形式决定内容”的反向论断。

语言一出,意义即已定格,从这个点来说,“意义由语言创造出来”,是说得通的。我认同语言是创造意义的核心中介,意义由语言直接创造(其实是显现)出来的观点,我坚持作品的所谓意义,是在创作过程中用语言的形式直接显现出来的,但不能排除在语言表现之前,创作主体可能有一定的思索客体意义的过程。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创作都是靠灵感一气呵成地完成的。
“语言不是文学的唯一因素,而只是文学的各自不可缺少作用的众多因素之一”。

~~王一川《文学理论》(修订版)(北大出版社,2008版)

20150630 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