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东荡子像流星一样陨落,广东的诗友们都感到一种深切的缺席——不仅因为少了他的爽朗欢笑和高谈阔论,更因为他被截然中断的诗歌生命,一夜之间使我们失去了最可宝贵的精神标榜。这样的缺憾,相信不仅对广东,对整个汉语诗歌界都是巨大的,这种损失必将在未来的时空中逐渐显现。所幸,暨南大学出版社在今年的3月出版了《东荡子的诗》,作为一名东荡子诗歌的衷心热爱者,我遗憾的心情才稍稍得到了一点慰藉。

东荡子:追寻世界的光明

——简评《东荡子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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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东的诗歌圈,东荡子一直都是诗歌和诗歌精神的标榜。我有幸认识他并接触到他的诗歌,亲聆他对诗歌的卓绝宏论。读东荡子的诗歌,时常为他在精练成熟的语言背后巨大的容量与深广的关怀所叹服,他深邃的思想与爱形成一个向上的引力场,不断引人探入生存的洞穴与命运的波涛。
        东荡子注重以简单直截的语言切入价值与意义本身,有意与世俗生活保持距离,他摒弃流行诗歌肤浅的逢迎与反叛,张扬个体独立的自由、尊严、爱与美和智慧的理想。比起一个身份莫测的诗人称谓,东荡子更像一个微言大义的寓言家,从朴素的中国生存哲学出发彰显了当今诗人所能进掘的灵魂高度和深度。他思想的光辉照亮了个体存在的黑暗,然后他坚硬、闪亮如乌金般的语言开口言说,执著地追问并无限逼近另一世界的光明。这使他的诗歌最终获得了某种超验性,一种自然浑成的神圣感,它来自于东荡子对诗人及诗歌本质的深刻体认。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诗合一者,他异类般的思想源于动荡漂泊的生存命运体验及深广的终极关怀情怀,这与他光辉的诗歌形成了血肉相连的同构。
        在当下严峻的文化语境下,如何重新认识诗人和诗歌的本质,诗人如何从个体生存和命运的根部出发,让诗歌重构一个可能的完美世界,东荡子以他堪称杰作的诗歌文本,给当代诗坛和公共社会提供了巨大的思考空间。

■ 对诗人及诗歌本质的深刻体认

       “在这种黑暗和剥夺的时代,诗人的职责在于帮助我们寻找另一真正世界的光明可能性。这正是现代诗人何为。”(见海德格尔《诗•语言•思》P6,彭富春译。下同)什么样的人是诗人,什么样的诗歌才称得上真正的诗歌?这个问题,只有在接触了东荡子及其诗歌,他离世后又持续深入地阅读其文本后,我才有了越来越清晰的回答。
       整个青年时代,东荡子都颠沛奔波在谋生的路上,他当兵、教书、经商、做记者……干过十数种短暂职业,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正是这种如西西弗神话般徒劳的迁徙,他才在父亲终于质问他“到底想干什么”时,脱口而出“我想做诗人”。这样的坚定干脆的回答,源于他深切痛感个体生命的虚无与黑暗,从而转向形而上的价值思索。
       诗人在被时代和生存不断边缘化、内向化的过程中将不断地自我发现,对诗歌本质的深化认识应该也是如此。而东荡子认为,对诗歌的认识便是对人自身的认识,诗歌是到目前为止“更为强力、和平地解放肉体寄托精神的方式”,诗歌是人的理想,“它作为人已依赖的一种精神形式,一直帮助着我们对美和智慧的向往和追求,并帮助我们企图实现灵与肉的自由和愉悦的完美结合。”生性豪爽乐观的东荡子,显然淡化了生存环境与命运的蹇劣强加给生命个体的黑暗和无能为力,而注重从理想观念形态出发来认识诗人,承担传统伦理美学价值上的诗歌属性,所以他说“诗歌的最高境界也仍然是人的最高境界”,诗歌是一个动词。
       如果说东荡子是基于“外部”概念层面来定义和认识诗人和诗歌本质,那么他还从“内部”的生命与精神个体本身的成长角度,对诗人使命和诗歌价值进行消解继而突围,最终实现了其人类诗学体系的乌托邦建构。其中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时代和生存带给东荡子的深刻烙印或伤痕——这些在以东荡子、世宾、黄礼孩等为首的“完整性写作”群体眼里的“黑暗”,在东荡子的那里,归划为诗人个体对强势外界的认知弱化与诗人品格、气质、胸怀等的欠缺,他认为“消除黑暗是诗人的天职”,要实现诗歌与人的自然结合,“要想获得光明而独立的品质,必须先消除自身的黑暗”,为此他特别提倡自身的修炼与教育。
        在一个诗意被掠夺、人类不断走向堕落的今天,东荡子无疑具有一种极其罕见而高贵的理想主义情怀,他的诗歌理想与诗学理念,已远远超出了一般诗写者对诗歌和诗人本质的简单探寻。他对“诗人”的认识和要求很多时候是基于广义的“人”而提出来的,因而在诗歌写作中很自然地推及到了他对人类的自由、尊重、爱、良心与品格等终极人文目标的建构。这种高迈的价值和理想,在他有限华年的诗歌写作中始终矢志不渝地坚守着。正如诗评家龙扬志所说,“东荡子的诗歌创作能唤醒我们关注主体尊严和思想独立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正是这种基于对诗人与诗歌本质的探索之上深广的终极关怀情怀,使他的诗歌在同时代诗坛中散发出异常高迈、超拔与光明的超验性,一种自然浑成的神圣格调,因此诗评家洪治刚才说,“这种‘真正的光明’不是一种廉价的道德吁求,而是他对诗歌本质的理解和守护。它蕴含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东荡子在他的诗歌中不仅仅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个大写的“人”,因此东荡子独特的诗歌经验与诗性气象,也就具有了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
        “这个时代隐藏存在因而遮蔽存在”,不仅仅遮蔽万物的真相,也遮蔽发现真相的诗歌与诗人。正如《诗选刊》的授奖词所说,东荡子“是一位应该更多被诗歌界关注的诗人”,已有对他的评介和研究还远远不够。在诗性萎靡的时代,东荡子身上具有氢弹般集聚的生命诗性能量,而“他的诗歌语言是从这个世界的高处辐射出来的”(见第八届“诗歌与人•诗人奖”授奖词)。我们有理由说,东荡子就是这个贫乏时代和诗歌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人,就像布罗茨基的《黑马》所写的,“它在我们中间寻找旗手”,诗歌选择了东荡子,而不是他选择了诗歌。这是一个“世界之夜”与诗歌、诗人之间的相遇,其中蕴含着东荡子对诗人(乃至于人本身)和诗歌本质的深刻而卓绝的理解。

■ 生命•体验•思想与诗歌语言的同构

        海德格尔说:“在一贫乏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用诗聚集诗的本性。”只有真正本色的诗歌,才能抗衡一个物质财富急剧增长而经验越来越匮乏的时代,在这方面,东荡子提供了超越感性的纯粹诗歌文本,让我们在高度异化的环境中回归人性,赢得美与爱,恢复尊严与创造力。
        东荡子的诗歌,是一种肉体与生命、灵魂与思想、慈悲关怀与坚定信仰等和他的诗性语言形成多极同构的卓越文本。其最基本的源头便是长达二十多年的异地闯荡所蕴蓄的生存经验与命运体验,这是一个无比深邃而异常丰富的海洋,东荡子有幸“进入了诗歌的腹地——光天化日下的黑暗”(诗评家燎原语),他的生命、灵魂、信仰和慈悲心怀都浸浴其中,它构成了东荡子参透社会人生、体悟世间万物的基础。正是这样,使东荡子成为一个最深入事物真相也最接近世界本源的人,一个最有能力采撷异域的思想、灵感、情怀、声音与色彩融入到诗歌语言中的人。正如诗人张绍明所说,“他的诗歌是一滴海水映衬大海,返照人类的心灵”。他用自己豪迈的生命消隐了海水的咸味,消除了诗歌中的黑暗,让他的诗歌如乌金般坚硬、闪亮,闪耀出永恒的人性光芒。
        “当思想的勇气产生于存在的命令之后,命运的语言将会成熟”,(见海德格尔的《诗人哲学家》P15)。东荡子也是一个极富言说勇气的人。他在《旅途》中写道:
大地啊
你允许一个生灵在这穷途末路的山崖小憩
可远方的阳光穷追不舍
眼前的天空远比远方的天空美丽
可我灼伤的翅膀仍想扑向火焰”苍凉的大地上,他一面对原野发出“天问”,一面“灼伤的翅膀仍想扑向火焰”。这无疑是一首带着海水咸味的诗,灵与肉、思想与诗性尚处于凝炼阶段。在《暮年》里,黄昏朝它的眼里奔来
犹如我的青春驰入湖底我想我就要走了
大海为什么还不平息诗人的悲愤让他对着“大海”发出了追问,它更是他对生命世界的反诘,这种对存在和真相无穷追问的过程,便是东荡子消除自身生命黑暗的过程。沉甸甸的“命运的语言”,已经将富有穿透力的思想、饱满的意象和强烈的情感完美融合。在《树叶曾经在高处》一诗中,他从树叶的飘落联想到所有生命有尊严的“归去”,传达了东荡子对于生命价值的尊崇,阐明了万物消逝、生命消亡的哲理。大地并非沉睡
眼睛已经睁开,它伸长了耳朵
躁动并在喧哗的生命,不要继续让自己迷失
大地将把一切呼唤回来
尘土和光荣都会回到自己的位置
你也将回来,就像树叶曾经在高处
现在回到了地上他用对生命的悲悯情怀和高迈超拔的精神理想,使诗歌成为坚守光明立场的终极关怀的完整写照。而在《它熬到这一天已经老了》这样一首诗中:

死里逃生的人去了西边
他们去了你的园子
他们将火烧到那里
有人从火里看到了玫瑰
有人捂紧了伤口
可你躲不住了,阿斯加
死里逃生的人你都不认识
原来他们十分惊慌,后来结队而行
从呼喊中静谧下来
他们已在你的园子里安营扎寨
月亮很快就会坠毁
它熬到这一天已经老了
它不再明亮,不再把你寻找
可你躲不住了,阿斯加

东荡子利用“阿斯加”这个虚拟对应物和由“火”、“玫瑰”、“伤口”、“月亮”等组成的象征森林,营构了充满奇幻色彩的寓言世界,田园牧歌的意境中充满了命运感伤的气息,散发出隽永悠远的神性光芒。

       东荡子说:“我坚信从自己身上出发,从他人身上回来,我将获得真正的光明。”这是他作为本色诗人一生践行找寻另一真正世界的光明可能性的伟大理想,也是对未来后继诗人们的殷切寄望。

2014年4月15日-4月18日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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