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写作“个性化”问题的诊断与反思 

霍俊明
摘要:
1/当下的诗歌写作的个性化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诗歌(文学)自身的问题,政治文化、阶级分层、社会地位、多元传媒、流行文化、话语权力、诗人身份、伦理道德等等都和诗歌的“个性化”极其含混、暧昧而又不容分说的纠缠在一起。
2/无数个诗歌写作的个体和“个性化”的诗歌文本实际上已经不约而同地沦为一种毫无个性可言的集体化行动。当我们千方百计甚至绕了相当大的圈子才重现发现诗人个体和自由但不久就被无限滥用时,我们最终还是丧失了诗歌写作的个性。
3/“叙事性”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与批评中已经成为相当含混和暧昧的诗学概念。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已经成为圭臬甚至惟一的评判诗歌的价值尺度,而诗歌写作的抒情性则被视为畏途和歧途,甚至被讥讽为弱智低能的“小儿科”的智障把戏。是到了对诗歌写作个性化的标志“叙事性”抱以警惕的时候了。
4/实际上,诗歌写作中的抒情和叙事(非抒情)的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互相依存的、彼此容留的,单纯无限的倚重任何一方都会对诗歌和诗人造成妨害。“叙事性”已不是单纯的诗歌技巧更大程度上是在强行转换的时代语境中诗人写作观念和态度的转变,而真正优秀的诗人的一些重要的甚至经典之作都有着抒情和叙事融合的性质。
5/当叙事性、个人性、日常性、口语性在新一轮的话语权力中成为强势话语并被无限制的加以利用甚至扭曲时,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真正的大诗和诗人在这个时代出现就成了最大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规避平庸的诗歌写作和整体的休眠状态呢?在笔者看来,就是诗人在坚持个体主体性的前提性要深入当代、深入现场的紧张、尖锐的区域进行勘探,发现与命名。个性的立场和深入当代的介入姿态也许是当下诗歌写作的最大的诗歌伦理或道德。只有于此,诗歌写作的整体平庸状态才有可能有所改变。
6/让这种本原性质的诗歌存在证明在时代语境的转换中,诗不单是对一种神圣言说方式的祈祷与沉思,更应对时代噬心主题的介入与揭示。诗歌决非简单的修辞练习,而是对良知和道德的考验的一场烈火,这是献给无限少数人的秘密而沉重的事业,是“钟的秘密心脏”,是灵魂的优异的回音与震响。在非诗的时代艰难地展开诗歌,面对生存和内心,在边缘地带坚持挖掘,这本身就是对诗人姿态最好的评价。
原标题:暧昧强夺的“个体”与躺椅上的“集体”休眠
——诗歌写作“个性化”问题的诊断与反思
霍俊明
        我不知道,在“今天派”远去的接近30年的今天,我提出当下的诗歌写作仍在走着毫无个性可言的越来越狭窄的道路和不知不觉中诗人躺在僵化的集体“休眠”的躺椅上会招来多少人的讨伐和愤怒。
——题 记
        面对着当下诗歌写作的平面性、随意性、技术性、被歪曲和篡改的“个性化”、无关痛痒而又大张旗鼓的诗歌论争以及大面积涌现的圈子性的诗歌批评的追捧或利害关系的棒杀(尤其是大众传媒的恶俗话语势力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一个诗歌评论者我越来越怀疑评论的准确性和诗歌写作的“个性化”。甚至,我不能不残酷地说,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中,谈论久违的“先锋”和“个性”简直就成了天方夜谭,甚至夸张点说,当下的诗歌写作几已进入了不容辩白的“集体”休眠时期。因为,在一个个体、主体被暧昧强夺的时代,诗歌写作的个性化问题就不能不成为时代的难题。
        正是在这个科技理性、物欲霸权无限加速度的时代,诗人们处在巨大的漩涡中而丧失了个性化的声音和良知、自省的写作立场。所以,当下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个时代诗歌写作(也包括诗歌评论,因为很多的诗歌评论者都成了某种利益的参与者和良知的丧失者,评论成了热捧或冷棍的家什,有些批评者的名声并不比下三烂要好到哪去,当然仍有极少的诗歌评论者在坚持个性、良知和说真话)的特色,几乎很难有一首诗、一个诗人、一篇评论能够产生轰动性的社会效应和广泛的美学影响,相反,一些跳梁小丑和不懂诗歌的话语权力倒是在不停地折腾诗歌。这种不无暧昧的诗歌写作语境正成为强硬的话语剥夺,“梨花体”诗歌事件、裸体朗诵和一首诗能够卖到80多万的价钱都不能不让有良知的与诗歌有关的人重新返观这个喧哗不已的杂草漫延的时代。当娱乐文化、流行文化无限扩张,诗坛上一些更为无知无畏的青春写者以惊人的销量赢得审美水平极其低下的人的追捧时,当一些几乎与写作和生存没有任何关系的诗歌畅销书在图书大厦排上年度销量排行榜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人用理性和真知来面对?
        在9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的世纪初的诗歌写作中,写作者、评论者和阅读者几乎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这就是“个人性”(此外,这一时期的关键词是“叙事性”)成为了近10年来诗歌写作的检验标签和“合格”证明。实际上,“个人性”无非就是强烈诗歌写作的不能被共约与弥合的“个性”特征。不管在何种程度上谈论9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写作中的个人化、个性化特征,这对于反拨以往诗歌写作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写作技法的狭隘性而言其意义已不必多说,但是反过来,当个性化和日常题材逐渐被极端化、狭隘化并成为惟一的潮流和时尚的时候,无形中,诗歌写作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就带有了“病态”的来苏水味道。基于此,有必要对个性化诗歌写作的误识进行重新的过滤和反思。
        实际上,说到诗歌写作的个性就不能不说到集体,正如当年陈思和的无名/共名这一评论范畴。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尽管诗坛看起来热闹纷繁、诗歌噱头成为饭后的谈资,流派林立的诗歌宣言和口号两天就能更新一次,各种所谓官方的、民间的诗歌奖项层出不穷,奖金高的已经接近10万,各种样式翻新的诗歌选本大量排上书架,但是,应该说,正如当年的谢冕教授在评价1980年代之前诗歌的时候所说的,诗歌写作不是走着一条越来越广阔的道路,而是走着一条越来越狭窄的道路。当时,谢冕的这一“异端”性的言论曾遭受到大面积的批评和批判。我不知道,在“今天派”远去的接近30年的今天,我提出当下的诗歌写作仍在走着毫无个性可言的越来越狭窄的道路和不知不觉中诗人躺在僵化的集体“休眠”的躺椅上会招来多少人的讨伐和愤怒。

        当前些时候关于诗歌写作的中产阶级趣味和底层写作成为争论的焦点,诗歌的题材问题甚至阶级问题重新出现的当口,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已经无关紧要。问题的关键是,应该意识到在9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写作观念看似已经相当繁复和“个性化”,诗歌写作似乎也是在差异性和不同的向度间全面展开,诗歌的技艺和语言也似乎达到了新诗产生以来前所未有的乐观时期,但是在近些年所涌现的一些诗学问题和关于诗歌写作个性化问题的争论上、甚至在某些人看来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已经揭示出当下的诗歌写作的个性化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诗歌(文学)自身的问题,政治文化、阶级分层、社会地位、多元传媒、流行文化、话语权力、诗人身份、伦理道德等等都和诗歌的“个性化”极其含混、暧昧而又不容分说的纠缠在一起。那么,在这个层面上,谈论诗歌写作的“个性化”问题就不能不是复杂的,因为这一问题不能不牵扯到诗人自身、个性化写作观念、整体社会语境、诗歌批评误导所导致的“集体失语”的共谋等等方面。
        当我们再次“乐观”地提到9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写作的最大限度的个性化并为此而津津乐道时,人们实则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在所谓的摆脱了政治话语、集体话语的宏大话语规训的光明背景中,在所谓的个人化(私人化)写作经过短期的有意义的尝试之后,带有“个人性”、“叙事性”、“口语性”、“日常性”、“身体性”的诗歌大旗铺天盖地以唯我独尊的姿势而大面积涌起的时候,无数个诗歌写作的个体和“个性化”的诗歌文本实际上已经不约而同地沦为一种毫无个性可言的集体化行动。尽管当下这种丧失个性和先锋精神的集体化“休眠”和1949年至1976年的诗歌写作的极端政治化语境下的“集体性”可能有所区别,但是我们不能不就此发现一个悖论:我们得到的同时也丧失了很多。当政治的集体歌唱成为诗歌写作的日常事件,真正的个体精神就丧失了;当我们千方百计甚至绕了相当大的圈子才重现发现诗人个体和自由但不久就被无限滥用时,我们最终还是丧失了诗歌写作的个性。例如,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在90年代乃至当下的诗歌写作谱系和诗歌批评话语中无疑是“个性化”的一个标志。正如王光明当年在《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中所乐观地指出的:“‘叙事性’实在是凝聚矛盾复杂的现代个人经验,探索感觉思维的自由与约束,实现诗歌情境的具体性与丰富性的一种有效艺术手段。历史地看,它也是20世纪中国诗歌对它世纪初提出的一种诗歌理想的致敬”。但是,“叙事性”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与批评中已经成为相当含混和暧昧的诗学概念。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已经成为圭臬甚至惟一的评判诗歌的价值尺度,而诗歌写作的抒情性则被视为畏途和歧途,甚至被讥讽为弱智低能的“小儿科”的智障把戏。甚至有评论者和诗人认为海子之后诗歌的抒情时代就已结束了。在当下的诗人和评论者看来,叙事性仍然是一个合宜的时髦说法和托辞。实际上,回到诗歌古老的源头返观诗歌的本体特征,抒情才是诗歌真正的底色或本体依据,换言之,任何所谓的叙事性、戏剧化都要以抒情为前提,反之,诗就会走向反面成为“非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心存芥蒂和偏见,相反合理的使用叙事性会增强诗歌的容纳能力和张力。但是,当在每年结束和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翻开各个年度诗选和评论集,我们就会发现相当多的诗人在误解“叙事性”的前提下滥用了这个看似屡试不爽的灵丹妙方,甚至诗歌批评也是将之作为评判诗歌的重要的甚至唯一的尺度,诗歌的抒情遭到了空前的放逐。那么,在一个普泛的对诗歌写作的抒情性“不齿”的时代,必须重估“叙事性”从而进一步洞察诗歌写作“个性化”缺失的真正因由。
        是到了对诗歌写作个性化的标志“叙事性”抱以警惕的时候了。自90年代后期以来诗人和批评者对诗歌的“叙事性”的理解是充满歧见的,实际上,诗歌写作中的抒情和叙事(非抒情)的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互相依存的、彼此容留的,单纯无限的倚重任何一方都会对诗歌和诗人造成妨害。“叙事性”已不是单纯的诗歌技巧更大程度上是在强行转换的时代语境中诗人写作观念和态度的转变,而真正优秀的诗人的一些重要的甚至经典之作都有着抒情和叙事融合的性质,如谭克修的《三重奏》,郑小琼的《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江非的《一只蚂蚁上路了》,李小洛的《病历书》,沈浩波的《文楼村纪事》,韩宗宝的《风车》等这些近期涌现的重要诗作,在大量的细节场景呈示和戏剧性因素设置中仍脱不掉抒情的底色。能将抒情和叙述天衣无缝融合起来的诗作,其所含载的能量是可以相见的。而在一些诗人毫无节制并自以为“先锋”地将小说、散文、戏剧、日记、歌曲、日记、随笔、广告掺入诗歌写作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所谓的诗歌“跨文体”写作就出现了。跨文体或多文体性质的诗歌写作方式运用得体的话无疑对诗歌的容量、张力、速度、节奏都有相当大的帮助,但是如果滥用或错误使用更会成为诗歌写作的阑尾或盲肠。
        个人化、叙事性、口语化在一定程度彰显出重要的诗学意义的同时,这三者也被险隘化和庸俗化。个人化排斥了诗歌写作的共性特征、整体意识、历史感和形而上精神的探询,甚至个人化还排斥了诗歌的本土和优异的古典诗歌传统(尤其是在诗歌精神和诗人经验层面);叙事性排斥了诗歌的抒情特质并忽视了诗歌的叙事性特征仍以抒情性为前提(程度不同的);而口语化的狭隘和卡拉OK化更是祛除了汉语诗歌语言的特征和隐喻特征(元语言层面),这就导致了诗歌写作的自恋性和自慰性,唠叨聒噪和粗俗语体。反过来,诗人和诗歌批评者都应该注意到诗歌写作的包容性,也就是诗歌的所谓个人化、叙事性和口语化与历史感、抒情性和隐喻化并非是二元对立的,而恰恰是应该包容弥合的。
        经历80年代以来20余年的先锋诗歌的写作历程,在诗歌写作的“个性化”问题上还有必要重新检视诗人与时代的关系,诗歌与生存的关系、诗歌与技艺的关系。柳冬妩在《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 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中认为近些年来,中国主流诗人集体性走上了技术主义道路,他们有理由强调声音或事物的象征意义、词语之间的张力关系、叙述的结构与解构等“文本”的写作。这些技术性写作把语言上升为诗歌的本体,似乎为我们找到了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诗人们面对的不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写得体面而又漂亮。论者指出当这种诗歌风气滋长起来后并没有让人们看到汉诗的希望,相反有一部分诗人在技术主义的胡同里越陷越深,变成了工匠。当人们谈论诗歌的时候,关注的似乎不再是它的精神指向,更多涉及到的是技巧性话题。写诗不再是一种精神创造,它变成了技术的玩弄。确实,单纯的玩弄诗歌技巧、花哨的语言正成为目下一些诗人的通病。再有,从90年代后期至今诗歌写作个性化的丧失和集体的休眠状态的一个重要的症结还在于诗人的拙劣的仿写和深陷日常化写作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

        在80年代末期一直到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仿效海子的“麦子诗”曾大量涌现,而其中不乏拙劣的仿写使一些伟大的诗歌元素受到了戕害。对于中国诗人而言,土地、庄稼、自然意象恰恰能够彰显出诗人的复杂经验和想象力。但是,真正的从乡土本身生发的诗作却无疑在一种伪民间书写中被遮蔽。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尽管目下有一些诗人自命或被命名为“乡土派”或“新乡土派”诗人,但是真正体悟当下语境的乡村命运能够具备震撼人心膂力的诗作却是相当匮乏。90年代以来,一些诗人普遍放弃了集体或个人的乌托邦“仪式”而加入到了对日场经验和身边事物的漩涡之中。我们注意到当普泛的叙事性和日常经验为诗人和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诗歌的“个性化”风格却恰恰在这一点上获得了共生性和集体性。在一定程度上,随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社会语境和相应的诗歌写作语境的巨大转换,诗歌写作对以往时间神话、乌托邦幻想以及“伪抒情”、“伪乡土写作”的反拨意义是相当明显的。但是这种反拨的后果是产生了新一轮的话语权力,即对“日常经验”的崇拜。而一些具有敏识的研究者和诗人逐渐认识了“日常经验”的负面效应并报之以警惕。确实“日常经验”在使诗歌写作拥有强大的“胃”成为容留的诗歌的同时也成为一种巨大的漩涡,一种泛滥的无深度的影像仿写开始弥漫。
        那么,当叙事性、个人性、日常性、口语性在新一轮的话语权力中成为强势话语并被无限制的加以利用甚至扭曲时,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真正的大诗和诗人在这个时代出现就成了最大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规避平庸的诗歌写作和整体的休眠状态呢?在笔者看来,就是诗人在坚持个体主体性的前提性要深入当代、深入现场的紧张、尖锐的区域进行勘探,发现与命名。正如陈超所言:“在近年来的先锋诗歌写作中,诗人面临着许多彼此纠葛的情势。其中最为显豁的困境是:如何在自觉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完成诗歌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基于此,个性的立场和深入当代的介入姿态也许是当下诗歌写作的最大的诗歌伦理或道德。只有于此,诗歌写作的整体平庸状态才有可能有所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星星》诗刊2006年第1期上半月刊卷首语为《诗歌: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梁平认为从“五四”开始中国新诗就一直在承担着责任,即对艺术探索和社会的关注,但是从80年代之后,中国诗歌却失去了对社会的承担,所以当下最重要的并不是怎么写而是写什么。《星星》诗刊对“诗歌关注现实”的主张就是始终相信真正有抱负有良知的诗人是始终关注现实和民间疾苦的,我想《星星》诗刊提倡一种承担的诗歌即更多关注诗歌的题材伦理,强调诗歌的“现实性”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当然,我们也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诗歌写作从来都不是整齐划一的,从来就没有一种写作观念能够统一诗人的写作方式。我们也不想看到在媒体的鼓动和社会的伦理吁求之下出现一些毫无“底层”体验的诗人写出的虚假的“底层诗歌”的大面积涌现,换言之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人都来写作“打工诗歌”或“底层诗歌”。1958年的大跃进新民歌、17年颂歌、战歌和文革的红卫兵诗歌就是前车之鉴。
        但是有些批评者认为诗人过多关注现实题材就会导致诗歌的“不洁”,即过多强调某一题材,如底层、打工、弱势群体,就会造成新一轮的题材决定论。那么,诗人深入当代是否意味着诗人的写作在美学上就会“不纯”?是否深入当代就意味着是以集体甚或民族的伦理来压制个体经验的表述?在深入时代处理当下题材的同时,诗歌本体性和诗人主体性与之是否是难以弥合的冲突,还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实际上,评价一种诗歌写作现象是将之抬高到国家利益、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服务显然是高估了诗歌和诗人的作用,而完全站在美学自主性或是社会伦理性的立场都失之偏颇。答案还是这句话:在任何时代,诗人的职责都是共通的,即如何在尊重诗歌本体依据的同时完成对当代题材的处理。深入当代或曰诗歌的基本伦理不是毫无生气的主流的宏大叙述,也非耽溺于自慰式的精神空虚,也非玩弄形式主义的技巧而空无一物的极端。完全的美学立场或题材的道德幻觉都是有害的。深入当代完成对当下噬心主题的揭示和切入是诗实实在在的事情,也是诗人的职责。诗人的职责或诗歌伦理就是尊重诗歌的美学本体又完成对时代生存境遇的发现和命名。换言之,尊重诗人的个性并保持诗人的良知永远都不会因为“写什么”而丧失了“怎么写”,只有如此才会出现真正的有个性的、有民族性的、与生存现场持续介入的真诗、大诗。
        我希望,整体写作平庸的集体休眠阶段早日远去,我希望在高大建筑、低矮民居,光亮的厅堂和黑暗死沉的矿区、城市与乡村、现场与记忆的广阔空间展开反思、辩难、诘问的个人性和存在性的伟大诗行。让这种本原性质的诗歌存在证明在时代语境的转换中,诗不单是对一种神圣言说方式的祈祷与沉思,更应对时代噬心主题的介入与揭示。诗歌决非简单的修辞练习,而是对良知和道德的考验的一场烈火,这是献给无限少数人的秘密而沉重的事业,是“钟的秘密心脏”,是灵魂的优异的回音与震响。在非诗的时代艰难地展开诗歌,面对生存和内心,在边缘地带坚持挖掘,这本身就是对诗人姿态最好的评价。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文学博士,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职教授,执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编著4部,已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发表学术论文100余万字。在《诗刊》、《人民文学》、《诗选刊》发表诗作500余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