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诗歌20年:想象力方式的转换(下)

陈 超

        王家新早年的诗歌有着明快而浓烈的理想主义色泽,不久又进入“纯诗”写作,但是,由于维度单一,前者显得简单高亢而后者又有些飘忽。虽然诗人的情感是真挚的,可是它们在不期然中变成了另一意义的“美文能指滑动”。90年代中期,经由对历史想象力的自觉引入,诗人的写作语境猛烈拓宽了,他既捍卫了个人化的精神质地,又及时地引发了我们对时代普遍的感应力。如长诗《回答》,通过带有“本事”色彩的夫妻离异事件,洞透了一代人的精神史。诗人将个体遭际的沉痛经验一点点移入到更广阔的时代语境中,使之既烛照了个体生命最幽微最晦涩的角隅,又折射出历史的症候:

  于是我看到控诉暴力的人,其实在
  渴望着暴力;那些从不正视自己的人
  也一个个在革命的广场上找到了借口
  同样,那些急于改变命运的人,正被他们的
  命运所捉弄。从当年的红小兵到女权主义者
  从“解放全人类”到“中国可以说不”
  人们一个个被送往理论的前线,并在那里牺牲
  可是我多么希望你不!
  你也不再是那个走向金水桥头,举起右手
  向着伟大领袖的遗像悲壮宣誓的小丫头了
  现在你出入于高等学府,说着一口英文
  有着我所欣赏的潇洒和知识分子气
  但在你的这首诗里,又是谁,仍在攥着
  那只多年来一直没有松开的小拳头?
  ——《回答》
  文本中遍布着大量类似的情境、细节,它们含有极大的“命名”能量,诗人从具体的个人处境出发,找到个人记忆的重心,将其带入特殊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公共交流”的话语平台,并与历史进行了紧张盘诘与对话。王家新将个体生命的遭际总结成特殊的“限量”的历史,在限量中凸现了诗人个体主体性的内在穿透力。在此,“正史”与“稗史”(个人心灵史)相互穿插,个人的“小型”经验陡然拥有了对生存的寓言性功能。这里,“小就是大”,它不追求事件本身的宏大,而是历史语境穿透力的博大,和自我反思-对话能力的强大。
  我们看到,当时的先锋诗歌在告别独白式的“启蒙”话语后,幸运地未曾滑入话语的自恋或自戕,没有成为抽掉历史意识的语言空壳。诗人们获具了可贵的历史想象力,他们极为注意话语的历史生成原则和时代的语言状况,“语言是存在之家”,“我语言的边界就是我世界的边界”,这就不仅改变了诗歌的书写形态,同时也是写作主体精神质地的巨大改变。
  限于篇幅,对其他诗人的作品不容再做文本分析。总之,在90年代中后诗人们写出了大量的有历史想象力的优秀作品——以下是我今天记忆犹新,能马上信笔写出的——诸如《致敬》《厄运》《鹰的话语》(西川),《瓦雷金诺叙事曲》《孤堡札记》《回答》(王家新),《0档案》《上教堂》《飞行》(于坚),《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厌铁的心情》《自传第39页》(周伦佑),《傍晚穿过广场》《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纸币,硬币》(欧阳江河),《重新做一个诗人》《黑暗又是一本哲学》《(王小妮),《十四首素歌》《编织和行为之歌》(翟永明),《伪证》《在楼梯上》《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到在海堤上》(臧棣),《祖国之书,及其他》《铁路新村》《搬家》(孙文波),《断章》《岁月的遗照》《小丑的花格外衣》(张曙光),《来自海南岛的诅咒》《跟随者》《学习之甜》(萧开愚),《在硬卧车厢里》《寄自拉萨的信》《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西渡),《悲歌》《暴雨来临》(大解),《送斧子的人来了》《炎热的冬天》《由于阴谋,由于顺从》(王寅),《这样一位孩子》《连朝霞也是陈腐的》《怀抱中的祖国》(孟浪),《十夜 十夜》《生活》《麦子:纪念海子》(柏桦),《开篇》《玻璃》《青春》(梁晓明),《他》《在落日的祭坛上》(刘翔),《轮回三章之一:叙事》《南方以南》(韩东),《天河城广场》《信札》(杨克),《为上帝补写墓志铭》《现实》《食己宴》(默默),《演讲比赛》《流水线》《在纪念碑顶》(大踏),《反动十四行》《野史》《等待戈多》(伊沙)……等等。在这些诗中,我们都看到了先锋诗在时代生存的双重压力(权力话语和拜金主义)下,不屈地重新焕发出的历史命名能力和艺术创造活力。他们的诗,既没有重返唯美的乌托邦,也没有追赶肤浅的中国式的“后现代”,而是将近在眼前的异己包容进诗歌,最终完成对具体历史语境的揭示、对话、盘诘和批判。正是这类诗歌,在历史维度、生存现场和“说话人”的身份上所进行的巨大调整、修正和纵深挖掘,有力地结束了当时诗坛的茫然和低迷,平庸和自得,避免了使诗歌陷入“集体遗忘”的行列,为中国先锋诗歌的想象力和书写技艺的深入进展,提供了继续进行的机会。
  对90年代中后先锋诗歌效果史的总结,理论界有种种说法,诸如“知识分子写作”,“民间立场”,“个人写作”,“中年写作”,“叙事性”,“中国话语场”,“反讽意识”,“互文性”……如此等等。但在我看来,这些从不同视角提出的概念,应该有一个简洁的综合性指认。诗歌的“历史想象力”,是笔者在90年代中期提出的概念。(可参看拙文,诗的想象力及其他,山花,1996,5 ; 现代诗:作为生存、历史、个体生命话语的特殊“知识”,学术思想评论第二辑,1997,9)它不是规范的已成的理论概念,但很可能比已成的概念更能有效地综合描述新的诗歌现实。对“历史想象力”的高度重视,就是我对90年代中期以降先锋诗歌最具开拓性方面的价值指认,它涵盖了如上种种概念。围绕这一点,或许有助于我们真正地企及“诗与思”合二而一的核心,而不让一些枝节纷扰我们的批评视线。
  “历史想象力”,不仅是一个诗歌功能的概念,同时也是有关诗歌本体的概念。从以上对诗歌文本的简单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写什么”和“怎么写”,在历史想象力的双重要求下,是无法两分的。简单地说,“历史想象力”要求诗人具有历史意识和当下关怀,对生存—个体生命—文化之间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有深度理解和自觉挖掘意识;能够将诗性的幻想和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作扭结一体的游走,处理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噬心主题。“历史想象力”,应是有组织力的思想和持久的生存经验深刻融合后的产物,是指意向度集中而锐利的想象力,它既深入当代又具有开阔的历史感,既捍卫了诗歌的本体依据又恰当地发展了它的实验写作可能性。这样的诗是有巨大整合能力的诗,它不仅可以是纯粹的和自足的,同时也会把历史和时代生存的重大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它不仅指向文学的狭小社区,更进入广大的有机知识分子群,成为影响当代人精神的力量。
  诸如以上所说的诗人们,虽然其具体的写作方式不同,但都为增加诗歌的“历史想象力”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而如果暂时排除他们诗歌母题和措辞方式的个人性,我认为他们的写作状态还是有一些约略的“共性”:扩大诗歌文体的包容力,由简单的抒情性转入深层经验的叙述性,由单向度的审美“升华”转入怀疑和反讽,由不容分说的“启蒙”变为平等的沟通和对话,并能有力而成功地处理被既往的狭隘理念看作是“非诗”的材料。相应地,其诗歌语型,也由单纯的隐喻或口语,发展为各种不同语型的异质扭结。如西川长诗《厄运》给我们提供的陌生化书写格局:
  ……他出生的省份遍布纵横的河道、碧绿的稻田。农业之风吹凉了他的屁股。他请求庙里的神仙对他多加照看。
  他努力学习,学习到半夜女鬼为他洗脚;他努力劳动,劳动到地里不再有收成。
  长庚星闪耀在天边,他的顺风船开到了长庚星下面。带着私奔的快感他敲开尼禄的家门,漫步在雄伟的广场,他的口臭让尼禄感到厌烦。
  另一个半球的神祗听见他的蠢话,另一个半球的蠢人招待他面包渣。可在故乡人看来他已经成功:一回到祖国他就在有限的范围里实行起小小的暴政。
  …… ……
  ——《厄运·0 09734》
  很明显,诗人考虑的不是什么“文类规范”,像不像一首“好诗”,而是更深入的历史想象力和话语的活力及有效性问题。诗中的“他”,既是一个具体的个人,同时也是一个有足够承载力的“历史符号”。诗人自觉地将自己的叙述话语织入一张更广阔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系谱网中,通过互文性关系,发现了“他”是由近代以来的历史、现实和文化之网编织而成的多重矛盾主体。我们看到,即使后来在“他”追求精神“私奔”的反传统姿态背后,不期然中依然顺理成章地依循于专制或蒙昧主义的传统。“他”使我们纵深反思,在某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一代人精神构型内部存在着的价值龃龉。西川这种语型和结构,的确颠覆了文体的界限,但却有效地扩大了诗歌文体的包容力。他坚持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个人写作”,但又使之进入更广阔的有机知识分子公共交流和对话平台,诗歌具有了触及历史、时代和知识分子公众情感的力量。我想,诗人对既往诗歌写作方式的某种程度的“颠覆”,不是为颠覆而颠覆,其根本原因是为了解决语言与扩大了的经验之间的紧张矛盾关系,使诗歌话语更有力地在生存和历史语境中扎下根。
  在谈到90年代以来自己的写作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时,西川说:“急剧变化的历史对我当时的审美习惯和价值观具有摧毁性的打击力。所以我当时从内心深处需要一种东西,它应该既能与历史相应,又能强大到保证我不会被历史生活的波涛所吞噬,如果可能,最好还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我的独立性。”(西川,对话:答谭克修问, 明天,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56页)的确,颠覆的发生是由于习见的方式已无法准确表达诗人意识到的巨大历史内涵,和现实生存中“可写资源”的空前丰富性;通过变化或颠覆才能建立更有效地与之对应/对称的语境。这样的诗作,忠实于当代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可变性,维系住了具体历史语境中固有的真实感,激活了不同话语系谱之间的能动的碰撞和交流。它们不但改变了我们的诗语表达方式,也在改变着我们的诗学思维方式。
  新历史主义重要先驱福柯说,“为了弄清楚什么是文学,我不会去研究它的内在结构。我更愿去了解某种被遗忘、被忽视的非文学的话语,是经过怎样一系列运动和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的。”(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这种立场,不仅是历史和“知识考古”,同时也体现了更宽大的文学眼光。诗歌要恢复对时代历史讲话的能力,有赖于诗人更关心其话语的有效性或持久价值感,而非是文体意义上的“洁癖”。
  四
  1999年,诗坛爆发了激烈的“盘峰论战”。虽然这场论争在我的心目中更多是一场迟到的诗学理念的交锋,但它也让双方都有了更深入自觉的触动。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很明显就看出,在论争之前的9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诗人”的写作已明显加入了对“现实生存”的处理;而“民间诗人”的写作已明显有灵魂追问的分量。而且,90年代中后期虽然他们具体的写作方式不同,但他们所做的工作同样都扩大了先锋诗的历史想象力,并追寻着更内在的本土精神。所以,二者之间在诗歌精神和功能上,其实存在着许多可以沟通、对话的公共平台,至于各自的表达策略,则完全可以自由发挥。摆脱掉诗坛“象征资本”分割上的争斗,今天,我以为先锋诗人已普遍认识到,与其它艺术门类中的想象力不同,诗歌话语固有的具体生存语境压力,和词语使用的全部历史留下的语义积淀,决定了我们在衡估诗歌文本中的想象力的价值时,必须同时将其对“历史生存的命名”考虑进来。因为,“没有一种历史尺度的私人生活展示,只是一个表象和一个谎言”(哈维尔语)。特别是对先锋诗歌批评而言,想象力与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二者应是互为条件、彼此打开的,离开任何一方,诗歌文本在意味和形式上的有效性都要大打折扣。
  因此,我对未来先锋诗歌走向的瞻望,也不会离开以上的历史想象力的向度。
  虽然新世纪以来有一些先锋诗歌出现了“反历史意识”、“反道德”、“反文化”倾向(对此笔者已有几篇批评文章,此处不论),但那些有效的先锋诗歌写作,却是既继承了90年代的“历史想象力”意识,而在具体的写作方法上又有所变通。更新一代诗人为摆脱“影响的焦虑”,一般会采取有别于前辈的方式来写作。当一种写作方式的“能量”被整体开采出来,总是会给后来者投下阴影。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诗歌写作风尚在自身的历史演进中会采取不同的轮换方式”的原始动因。我想,当下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先锋文学界的强势话语之一,可能还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理论本身无所谓好坏,因为它只是个向度纷繁、彼此龃龉的庞大话语场阈。关键是针对我们具体的历史语境,怎样对之进行有效的选择或“借用”。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页)可见,作为一种话语场阈的后现代性,其内部不同的具体含义是广阔的,含混的,可选择的。就此而言,在被人为夸大的主体性神话、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唯理主义、历史决定论等理念失效后,我们未必就一定要进入廉价的相对主义中。我想,在当下和未来相当一个时期,过早地宣布历史意识的终结,放弃先锋诗歌的人文价值关怀,对中国诗人而言尤其是危险的。我们完全可以具有新的形式的“承担”意识,在容留歧见,尊重差异,矛盾修辞,多元争辩,悖论和反讽写作中,表达出我们对具体历史语境的个人化理解乃至命名。
  我看到,除了上述先锋诗人,新世纪以来逐渐引人注目的活跃的诗人依然在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历史想象力”,其中一些人的写作意识或许与“新历史主义”的启发有关。如诗人和批评家姜涛、胡续冬、沈苇、杨键、尹丽川、敬文东、周瓒、冷霜、刘洁岷、张桃洲、徐江、叶匡政、马永波、宋晓贤、桑克、唐欣、朱朱、谭克修、沈浩波、霍俊明……等等,都在从不同角度关注着历史与人,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文化,历史与语言,历史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他们而言,诗歌决不只是简单的嗜美遣兴,而是探询具体生命、生存及历史语境的特殊方式,他们以更简捷的话语来磋商、迂回、对话、反讽地体现对当下的世风及文化批判和语言批判。从诗歌趣味上说,我或许对这些诗人中的某些人更认同,而对某些人则感到还不太适应,但我同样看到了他们面对写作的严肃性的一面,以及各自的可信赖的才能。他们依然是有别样的“承担”意识的,无论对历史生存,还是对诗艺本身——尽管他们的承担方式比其前辈显得更轻逸、更嬉皮笑脸、更“波澜不惊”、更具体化——且以尹丽川的《周末的天伦》为例:
  父亲弯下腰
  从报纸堆拔出
  一个能吓住大伙儿的题目
  从记忆的银行
  取出这星期以来
  攒下的对时局的看法
  他转过身来
  母亲在沙发前
  坐了多久,那部韩剧
  就重播了多少遍
  哥哥和网友的那盘棋
  总是分不出胜负
  嫂子教侄女弹琴,像一对姐妹花
  “还有我呢,父亲”
  我嗑着瓜子,迎上他的眼神
  这么多年,您培养我
  不就是为了,培养一个知己红颜
  “你怎么又瘦了?住的地方安空调了么?”
  ……
  我转过身去
  父亲啊,难道我们就不能
  像真正的知己一样
  谈谈伊拉克和该死的天气
  美国和咱国的未来
  这首诗,择取了家庭生活中我们见惯不惊的一个片断,叙述口吻也是谐谑的,但它表达的意味却很丰富。诗人先写了家庭生活的放松和温馨,然后猛然揭示出在温馨的“褶皱”里所隐藏着的噬心的性别歧视文化传统。这二者相互融合在一起,就像将两片不同的着色片重叠起来,在对含混的家庭琐事逸闻的透视中,更内在地体现了诗人的文化批判穿透力。这里,表达越轻松就越有分量,越无可无不可,就越“非如此不可”。诗人的叙述情境是“具体”的,但叙述视野又是足够宽大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用具体超越具体”。
  篇幅所限,不能就以上所举的诗人们的作品多加分析。总之,在我看来,当下甚至未来一段的先锋诗歌,比起90年代先锋诗歌的沉重和沉滞,已经并将继续变得更加具体化,更具生活细节的质感,也更利落、轻快、诙谐。而其中有效的先锋诗人,在具体、质感和轻快里,依然将葆有着内在的历史维度。因为对先锋诗歌来说,“没有历史尺度的个人生活的描写,会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和生活变成了一种奇怪的逸闻,一幅风俗画,一种个人欲望的陈词滥调。”(耿占春,谁在诗歌中说话?郑州大学学报,1998,1)说到底,先锋诗歌中的“世俗生活描写力”和“历史生存命名力”应是同时到位,合作完成的。它们在优秀的诗人笔下不容偏废,难以割裂,本是个“二而一”的问题。先锋诗歌的吟述,不仅是关于当下生命和实存,也是关于灵魂和历史想象世界的,它需要诗人在现象的、经验的准确性,和批判的、超越的历史视野中保持有难度的美妙的平衡。
  中国先锋诗歌在我看来已经进入了一个“具体化”的写作时段。以“时段”名之,首先意味着它不是个别诗人的或局部性的特征,而是带有总体意向的迁徙;其次也意味着它很可能要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先锋诗歌发展的主导趋势之一。在20世纪,诗歌话语的隐喻、暗示、形而上写作模式的能量已被充分开采,诗人选择新的路径,有其艺术内部运动的必然性。但是,对一个自觉的诗人来说,仅仅意识到“具体”还是不够的。我看到许多流行的先锋诗歌,由对抽象的回避发展为对“具体”、“细节”的过度依赖,这很可能造成琐屑低伏的“事物”的进一步膨胀或壅塞。未来的先锋诗歌既需要准确,但也需要精敏的想象力;语言的箭矢在触及靶心之后,应能有进一步延伸的能力。所谓的诗性,可能就存在于这种想象力的双重延伸之中。
  而“用具体超越具体”,既是我对此问题简洁的表述,也是我对未来先锋诗歌的瞻望。诗歌源于个体生命的经验,经验具有大量的感性成分,它是具体的。但是,再好的经验也不会自动等于诗歌,或者说经验的表现还不是诗的表现。一旦进入写作,我们应马上醒来,审视这经验,将之置于理智和形式的光照之下。其运思图式或许是这样的:
  具体——抽象——“新的具体”。
  所以,“用具体超越具体”,不是到达抽象,而是保留了“具体”经验的鲜润感、直接性,又进入到更有意味的“诗与思”忻合无间的想象力状态。这里的“超越”,不再指向空洞的玄思,而是可触摸的此在生命和历史生存的感悟。出而不离,人而不合是也。
  我已经看到并会继续看到“用具体超越具体”的想象力方式,在先锋诗歌中的“胜场”。它们将不是单维线性的通向“升华”,也不是胶滞于具象性,而是锥体的旋转。它达到的是既具有本真体验甚至是“目击感”,又有巨大的精神命名势能的想象力世界。诗人们会自觉意识到,“具体”很重要,但“具体”的质地更重要。今天,我们不但要有能力回避空泛无谓的“形而上”,也要有勇气睨视“还原日常经验”这种新的权势话语。
  回顾先锋诗歌想象力转换的激动人心的历程,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抱以审慎的信心。在新的世纪,我们的诗歌写作有理由在获得自由轻松的同时,保持住它揭示历史生存的分量感。有理由在赢得更多读者的同时,又不输掉精神品位。有理由在对个人经验的关注和表现中,能恰当地容留先锋艺术更开阔的批判向度、超越精神和审美的高傲。有理由最终实现诗歌话语和精英知识界整体的话语实践之间,彼此的应和、对话或协同——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本篇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批评